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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四海之内(2/3)

他们省工作，他马上找省委书记请示，请我过来担任交通厅长、发改委主任或者省政府协调管理这项工作的副秘书长。

副省长还告诉我，他全面调研过我们省交通发展的情况，说我不只是能人了，简直是神人。

如果他们省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他这个副省长就能唱着“好日子”轻轻松松地当了。

我觉得他的话，没有夸张，这一点我用不着谦虚。

从处长到副厅长任职期间，我主要负责公路、水路、铁路、民航的规划和利用外资工作。

先不说方略，那精神，多少年过去了，夜以继日、通宵达旦的工作场景，还历历在目。

我记得我那大哥厅长，多少次跟我说，哎呀，刘欢的歌所唱的，我们得篡改一下，人生哪怕再豪迈，如果让我从头再来，也不能再干交通了。

这样干交通，等于为别人打通无数的路，为自己造一条疲于奔命的路，一晃青春没了，路两边的野花，连看都没有来得及看一眼就枯萎了。

这些自嘲的话，说一下算是宣泄掉了，但其中的苦，都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吃进去的。

我给你报一个“出勤单”和“成绩单”吧。

我那些年频繁跑北京，到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工作和对接项目，争取国家部委对我省交通项目的行政审批和资金投入。

跑了多少趟呢？绝对不止两位数。

把孩子带大，孩子考上大学后，我爱人也从北京调过来工作，解决了两地分居。

有一阵她老后悔了，说早知道你这样不停跑北京，我还要调到这里干什么呀，你在北京的时间，都不少于在这里了。

再说成绩单。

记得刚到这里时，中央拨给我们省里的交通项目的资金不到1亿元，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超过100亿元了，经我手争取到的项目资金，全部总量突破了1000亿元。

我们这里不是一个发达地区，这么多资金进来，地方基础建设改观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还有一块工作，就是交通利用外资工作，这个跟争取国家资金工作，在我这边齐头并进。

可你知道，这个是最难的，我们这里山区多，交通利用率却不在全国第一方阵，跟上海、江苏、广东、浙江、山东这些省份没法比，人家是交通建设成本低，利用率高，我们是反过来的，投资成本高，利用率不高，效益风险显然存在。

但这项工作，在我们的努力下，依然走在全国前列。

比如，我们引进世界银行项目3个共3.3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项目4个共7.5亿美元，在全国交通行业中名列前茅，在西部地区名列第一。

有人事后诸葛亮，说我居功自傲，每每说起交通建设的成就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把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把同事共同奋斗的成果，当成了个人功劳，认为自己包打天下，劳苦功高。

说我这样的人，好大喜功，他们早就看出来了，必出事无疑。

我很佩服那些出口就来一句“我早看出来谁谁谁要失败”“我早就看出来谁谁谁一定会成功”的小人，我负责任地告诉你，虽然我今天失败了，但这类人生导师、事业评论家绝对是小人。

不客气地讲，假如把我这样的人说成是国家蛀虫，那他们这种人只能算是蛆虫吧，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吃饭拉屎不干活，专门无事生非议论干活的人的一群，出来就剩一张嘴，其他都无用的混混。

我从来没有把功劳揽到一个人身上。

省委、省政府不支持，能让我这样跑？还有，我那个大哥不带着我干，我一个人当然干不了。

我不是一把手啊，一把手支持你或者你自己是一把手，才能放手干啊。

2009年，我的厅长大哥退休了，他毫无悬念地推荐了我接替他。

可我，却大有悬念地落选了。

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微妙在哪里，我不想多说这个，反正，一辆正在加速的车，你不得不刹车，甚至多了一个导航，不断东西南北地告诉你，改道，掉头，这个，那个，说三道四，指东说西，我不适应。

我冷了下来，也许是别人给浇的凉水，也许是自己给自己浇的凉水，反正我工作的热情，当头冷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姓董的朋友出现了，他从北京赶过来，对我说，哥们儿，别泄气了，人生道路，从来没有平坦的，其实你这是回归官场常态了啊——工作，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拼命，官场嘛，真理来了半睁眼，工作来了慢慢干，升官就烧三把火，不升，呵呵，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三朋四友喝小酒，自得其乐也好过。

哈哈，这话讲的，要是早几年，我抽他丫一大嘴巴。

可那时，我听了真舒服。

然后，在他的安排下，我第一次假借工作调研的名义，回北京跟我的三朋四友喝小酒去了。

那次，我在北京一待半个月都没有回省里来。

我们天天晚上喝酒唱歌，上午睡懒觉，下午到高尔夫球场，学打球。

董老板说我在高尔夫方面有天赋，上手很快。

说实在的，不仅是上手很快，更是上瘾很快。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打、打得多不多。

不会？哎呀，那我们在这个方面，还真没有共同语言，说了你不懂，即使懂，你也没有那种体会。

有的人臆想，认为富豪打高尔夫，是因为球场绿草如茵，环境优美，空气新鲜，贪恋环境；还有的人歪想，说高尔夫球童，多是素衣长发的美少女，是猎艳来了；还有的人呆想，说打高尔夫的人都是为了交际，公关，寻求商机。

这些说法，你说完全不存在，也不现实。

再好的东西，弄到中国，总会附会一点“歪门邪道”，但这些不会多，也不会长久，因为这块土地上，不缺土包子，但土包子缺智慧，缺恒心，凡事搅和一阵，他就没趣地撤了。

我不一样，我打高尔夫的时候，思绪像球一样，会不断弹跳，飞起来，落下去，沉入洞里，陷入深邃。

我喜欢那样的情境，我的思维会特别活跃，而我的心，会特别舒缓，趋于平和。

在球场上，我不想工作的乐趣，也不想事业的烦恼。

我是一个纯粹的人。

我是我。

我后来迷恋高尔夫，是付出了代价的。

不少老板朋友帮我办会员卡，我出事时检察院从我办公室搜到13张会员卡，有北京的，深圳的，南京的，厦门的，杭州的，三亚的，新疆的，成都的，上海的，等等，他们说卡里的会费加起来有200多万元。

这些卡我有的用过，用得比较多的也就是成都、上海和深圳观澜湖的，其他的，有的就用过一两次，有的从来没动过。

我也不知道这些卡里面有多少钱。

我完全不问这个，别人带我去打球，事后就问我，这球场怎么样，我说不错，他们就办一张卡，说大哥这个拿着，就是个打球凭证而已，这样不用我们每次陪着您，您自己也可以带朋友过来挥两杆子，方便。

我就拿着了，往办公室抽屉里那么一摔，有的就忘了。

我清楚自己很聪明，而且精力充沛。

要是干正事，能出大成绩；要是像后来的几年这样，干一些不着调的事，一样会干得很投入、很出“成绩”。

后面三四年，我不光到处跟着朋友去打球，还参加了一些比赛，居然拿过不少业余段比赛的大奖。

后来我是把工作这件事“想通了”的。

我没心思上班，一动就借故外出打球，当然不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所当然。

即使放到古代，也没有哪个朝代允许官员这么干。

我之所以觉得很正常，其实是心里闹别扭。

我觉得我那样干，最后还是没有当上厅长，前任再推荐，业界名气再大，加班脱皮再多几层，都不行。

既然如此，就让那些当厅长的人干呗。

既然不能让多劳者多得，那就让多得者多劳吧。

人有时候处在一种自我认识的藩篱里，眼界、心胸一时都搁浅了。

我光看到自己没能当厅长，就没有看到更多的处长，干活儿也不少，照样当不了副厅长，更多的干部当不上处长、副处长，位置就那么多，总归有分工不同啊。

可当时我就是想不通，拼命地闹情绪，闹着闹着，自由散漫，任性放纵，就习以为常了。

我整个人确实变了。

在许多事情上，我故意跟新厅长顶牛。

比如，省里的一个重点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在设备采购国际招标中，我故意随便意向了一个中标公司。

厅长听取评审专家的意见后没有同意，我在会上立即发飙，公然和厅长拍桌子干。

当时很多人以为我在那个指定公司里有利益，其实还真没有，后来纪委也查过这个公司，他们的老板我根本不认识。

我只是觉得这家公司可能干不好，所以就故意推荐，给工程挖两个坑，让厅长吃不了兜着走。

结果，厅长还真蛮负责任的，亲自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到工程现场的港口考察，到所有参招公司考察资质，在了解各方面意见后，否决了我的意见。

我不喜欢看到后来的厅长那种志满意得的样子，绝对不耐烦他对我指手画脚，一副领导的样子，慢慢地我甚至讨厌一切服从厅主要领导和其他领导的那些下属。

有的下属其实以前对我很好，也是我多年的“哥们儿”，但是，当我落选厅长之后，发现他们一如既往勤奋工作，而且对新厅长的那种殷勤，一点不比对前任差，我心里就不爽了，从此不把这些人当作什么朋友了。

看到他们积极乐观的样子，我的心里往往就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所以就懒得参加单位的集体活动。

单位党组中心组织集体学习，我几乎一律不参加；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不请假闪人，也是司空见惯了。

我的桌子上常年积压着一大堆文件，我能不看就不看，实在要看，能不表态就不表态，能不批示，绝对不划拉一个字；实在需要签批的往来公文，我就故意拖延。

对有审批时限要求的项目审批、资金申报等事项，则在经办业务处室多次催促之后才肯签发，但就是画个圈，签个名字，有时候连名字都懒得签全了，就签个姓，签个日期，了事。

我出事后，听办案人员讲，发现我办公桌上仍有积压未签批的四十几份文件，有的甚至是下属单位两年前作为急件送给我而始终未签批的文件。

甚至对分管处室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建议的文件，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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