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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最后的华尔兹(1/3)

不是所有高级领导干部，都有他那样一副风雅的派头。

跟他谈话的过程，应该说是顺利的，甚至是愉快的。

他知识面很宽，学养非同一般，而且率性，能言善辩。

说话的时候，经常伴以一个手势，一瞥不经意的倨傲，一丝满不在乎的笑；当然，也能捕捉到失落和神伤。

他也是友好的，礼貌的。

如果你不知道坐在眼前的他，是一名犯罪分子，一名因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几个北方大市，作为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反腐倡廉的典型案例的主人公，那也许仅凭言谈风度，很短的时间内你有可能会对他肃然起敬。

可当得知，这位曾经贵为正部级领导的男人，在任时，为了企业家妻子、影视明星情人，这两个女人，动用公权力，违规操作中国境外资金数十亿，在国际上造成恶劣影响，导致中国金融的国际机构，受到重罚，造成损失巨大，他本人也因收受贿赂、渎职等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一系列情况后，你怎么也无法把一个真实的他，与眼前这个风度犹存的老男人，联系在一起。

你更无法去羡慕他，尊敬他，甚至无法去赏识他那些本来应该受到赏识的出众经济才干和艺术才华。

如今，他服刑结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他的成长是优美的。

他的青春是美妙的。

他的才艺是出众的。

他的生活是锦绣的。

他的感情是激烈的，泛滥的。

他的事业是博大的，后力是强劲的。

他的女人是美丽的，聪慧的，华丽的，风情万种的。

然而，他所有的这一切，给他成就的未来竟然是灰色的。

这个男人，没有多少化神奇为腐朽的能量啊！ 这位在国际金融界和中国政坛显赫一时，在社交场上挥洒自如，在情场上如沐春风的当代“精英”，最后竟然以牢狱作为自己的归途。

言语之间，他的情绪时而激烈，时而黯然。

“给我再来一杯卡布奇诺。

”等服务员走近我们的时候，他招招手，并示意服务员也要征询我的意见，为我续杯。

他对服务员说，谢谢，谢谢您！ 看得出，他现在生活得还是不错的，至少是健康的。

跟在位时一样，他依然喜欢穿深色西装，留着分头，身材高而瘦。

精神状态也不错。

这让面对他的我，在替他痛惜的情绪中，有了一份欣慰。

1

这也许跟我的天性有关——每个人都有天性，天性有时候是好东西，需要放纵；有时候是坏东西，需要抑制。

是吧，小丁同志？我相信你也有天性，比如文学，一个人爱好文学不是后天的，后天只不过根据天性做了一次选择，所以我说你的天性适合从事文学艺术，你内心一定像我一样，充满着许多浪漫的特质，不是吗？当然是。

我的天性就是浪漫，所以它不限于喜好什么文艺门类，即使我当初学习功课，比如说学习建筑吧，我后来可能就是建筑艺术大师，至少也是一个唱着歌、写着诗的高级泥瓦匠。

所以，我从事的专业不是文学，不是美术音乐舞蹈之类，是金融，是跟钱打交道的学科，但这个一样没有妨碍我一直做一个相当有情调的人。

当然，你可以写文章时，像那些小记者一样，说我是个浪荡的人，放荡的人，而不是浪漫的人。

但你可以想象，一个浪荡仔，一个放荡鬼，进入金字塔尖的部分？不要说是正部级，就是谋取一个乡镇长的位置，如果只有浪荡，试试看，能不能当上，当上了能不能顺利干几年？不容易。

我自己对自己的认定，就是浪漫嘛。

我60多岁的人了，坐了十几年牢，时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许多气质消化掉了，但我自认为内心没有变。

我也用不着塑造自己是什么人，用不着矫情。

我就是这样的，有后悔怎么会自毁前程，但为浪漫而死，死而无憾。

我这份天性，这份做派，是是非非当然会多。

也许，我不应该在体制内发展，我是体制内的另类，坏了体制内的规矩，所以最终付出了这么大、这么惨的代价。

在人生最应该辉煌的年龄段，我成了阶下囚。

这个，真不应该是我的结局。

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他们从事教学研究，一个是国际贸易专业，一个是外国文学专业。

他们是新中国最早的两个面向国际的专业方面的人才，他们是两个极有情趣的知识分子。

在朝阳区老公寓楼的一个小套里，两个人把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我小时候，母亲用英文给我念雪莱和泰戈尔的诗，用双语给我解读莎士比亚戏剧。

我稍稍大一些，大概是进入青春期了吧，我母亲有一次看着坐在地板上读书的我，突然打开音乐，说，宝贝，你起来，妈妈跟你跳一支舞。

她带我走了几步，我跟不上节奏。

我就说，妈妈，你跟爸爸跳一遍，我看看，马上就会的，都不用你带。

爸爸正在厨房炒菜，赶紧洗了手，进卧室换上西装，才跟我妈妈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他们那份优雅，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

你看，在家里跟妈妈跳一支舞的父亲，放下锅铲，一定要换上西装才登场。

那也不是什么舞场，是不到十个平方的小客厅。

但他们跳得认真，投入，热情似火。

他们对少年的我来说，简直是释放的一道电。

我从内心敬重我的父母，爱我的父母，一辈子没有变过，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听得到我的这番心声。

第一次，我观摩了一遍，在曲子完成之后，我跳起来，跟我的妈妈跳了人生第一支华尔兹。

“这是华尔兹，欧洲中世纪在诸多宫廷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贵舞种。

”母亲微微地俯下身子，在我的耳边细语道。

我闻到她身上清淡的香水味。

我为这样的家庭气息而陶醉。

我很快从文学天地，进入舞蹈殿堂，因舞蹈，又进入音乐的世界。

我高中的时候能够阅读英语文学原著，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我至少读过每个作家的一两部。

我喜欢听交响乐，听歌剧，当我的同学陶醉在民歌里的时候，我简直没法忍受，我听到那种不传统、不现代，不质朴又不高雅的曲调，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我的华尔兹跳得棒极了，但是整个学生时代，我几乎没有舞伴，除了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在我们青春的那个70年代，好像很难找到一个贵族舞伴，一个外国文学读友，一个交响乐和歌剧的知音。

他们正在扭秧歌，跳忠字舞，正挥着红缨枪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不爱红装爱武装。

有什么办法呢？ 离开父母进入大学后，才是我真正孤独的开始。

所以，别人看我孤独，说我孤傲，讨厌我不合群，看对了，说中了，讨厌得也没错啊。

你说，我这样的人，怎么融入他们？一直到今天，虽然我被判刑过，但我走出去，还是华尔兹，还是歌剧，还是普希金、拜伦、海明威，我跳不了广场舞，唱不出《小苹果》，读不了《盗墓笔记》《鬼吹灯》，我跟我们这个年纪的许多老家伙，道不同而不相与谋，本来就是两个星球的人。

永远、绝对永远混不到一起去。

甚至今天这个时代，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家伙，我也不欣赏他们。

他们打游戏，手机上穷聊，读胡编乱造的网络小说，那些山寨电视节目，一点经典的营养都吸收不进去，一分钟都专注不起来。

我认为他们这一代很危险，他们中的有些人不长大脑，从未深度思考过，接触的不过是一些电子碎片，一种垃圾信息产物。

我不希望年轻人永远是这样。

时代在变，不能把人类文明的优秀内核给抛掉。

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基础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厚实，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纵低俗，会很快散架，成为空心的壳子，一击就成碎片的。

也许我没资格指点他人，训导时代。

但我看得清楚，说的也都是内心的实话。

我的这些说法也不新鲜，不独创，还是有些同感之人的。

我们是从内心出发，怀着真正的焦虑，在大脑里思考了无数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这些别人不一定爱听的话送到嘴边的。

相信我，绝不是有口无心，信口开河。

不说这些了，说了，自己和别人都会不舒服吧。

70年代中期，像我这么外语出色的大学毕业生，全国找不到多少。

再加上外国文艺的修养，全国更是找不到几个。

摆在我面前的机会很多，文化部的一个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外交部的北美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中央统战部，大概有十几家中央直属单位来学校要人，每次我都被要人单位的代表挑中。

我对中央电视台，那时候还叫作北京电视台呢，有些兴趣。

记得一个副台长亲自找我谈，对我的气质和口才赞不绝口，表示只要我愿意，电视台马上可以录用。

这么多单位，我就对这个心动了。

电视在那个时代稀有，金贵，神圣，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

但是我的父母坚决不同意。

他们觉得在新闻和文化单位工作，政治上太危险，几句话，一篇文章，就有可能让你的前途完蛋，严重的还会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你潜在的命运危险，多是任由别人来强加，跟你本身没有必然关系，你的专业特点，忒容易授人以柄。

我的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一颗浪漫的心，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更不能把浪漫当作事业来做，当作职业来做。

况且，我大学学的是财务啊，这种专业的选择显然是我父母对我人生的一种理性规划。

他们说得对，浪漫不是用来做事业的，是用来美化内心的，用来点燃生活的。

然而，我只听进了一半，做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后来我选择了不浪漫的事业，却又把事业成果做成了浪漫，进而毁了事业。

所以，不听长者言，吃亏到跟前。

按照父母的意愿，我选择了一家央属金融单位。

在那里上班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欧洲的英国、丹麦等地学习外汇金融业务，先后被安排到负责代培的米兰、标准麦加利、巴克莱等著名银行做实习代理员。

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我成为个数极少的，具备了国际金融眼界和业务能力的专业人才。

实习期满后，单位没有安排我立即回国，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国金融在美国纽约的分支机构工作。

我记得跟我同时派往纽约的同事，在纽约这个世界金融中心，在玻璃大厦森林中，在澎湃的汽车声浪中，这座世界时尚之都，金融之都，让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自卑万分。

而我，仿佛回到了就是自己本来的世界里一样，闲庭信步啊。

我那样的淡定和风度，使得同事们无法不刮目相看，都风传我是中央首长的公子。

那时候很多首长子女都改名换姓，插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读书，然后像普通人一样在普通的工作岗位上，日出而出，日夕而息。

真首长的孩子许多就这样淹没在普通平凡人之中，不为人知。

可我，真的不是名门之后啊。

话说回来，如果我真的是首长的孩子，恐怕我的学养和气质，也无法让我淹没在平凡中。

我穿梭在大纽约，如鱼得水，很快展现了出众的才华，熟练掌握了全套外汇业务，在黄金交易和外汇的研究上尤为突出。

我常常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观点，放大中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在该项业务中的国际声音，引起国内外同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社交派对中，我经常用亚洲视角评论欧美文化；又假设欧美视角，发现和体恤亚太文化。

每次，我做报告，不是从经济出发说经济，不是从金融出发论金融，我用文化视角，用文化判断，我有我独特的推论方法。

我是生动的，独见的，我在世界艺术方面的学养，帮我建立起一种形象，不同于那些常见的玩弄金钱的势利面孔。

这使我的沟通有了利器，我从中国人，甚至亚洲人这个领域的群体中脱颖而出，我也因此交到了许多欧美国家精英阶层的朋友。

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到来的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具备了可以与西方融会贯通的气质风度和学识水平。

我正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炙手可热的稀缺人才。

当我与祖国一起迈进80年代时，一个锦绣灿烂的人生机遇大踏步向我走来。

2

我的高傲几乎从未让我低下头颅，去真诚寻觅一份属于心中的浪漫感情。

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就在那一瞬间，你就在我身边”，这句歌词我很喜欢，我难得喜欢流行歌曲，可这一句我真心喜欢，因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又某一刻！我的两段情遇就是这样到来的，某一刻突然降临，毫无预见；某一刻又款款而来，如同冥冥。

一点也没有我歌我咏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坎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回到了中国金融本部，我才三十四五岁的年纪，已经位居央企中层，成为体制内非常年轻的“正厅级干部”。

我风华正茂，英气勃发，要在事业上大干一番。

同时，我渴望的高雅爱情、浪漫知音也在35岁这一年姗姗来迟。

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儿子是好朋友。

他是个非常文艺的人，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作文艺范儿。

他恐怕是中国人中少有的那种，对音乐痴迷的人，痴迷到不要任何东西，不工作，不操心未来，只沉湎于“音乐响起来，我心在澎湃”的那一刻。

他有一个朋友圈子，他们经常在一起搞个派对，围绕音乐的派对。

但其他人都是业余的，也都不固定。

只有他一个人是固定的，大家就围绕他，时不时聚会一下，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什么的。

这个圈子很有意思，不断有新人加进来，朋友带朋友，朋友的朋友与朋友的朋友再成为朋友。

后来我知道，这个圈子成就了好几对恋人，只有那哥们儿一直是孤家寡人，自始至终很热心地张罗着所有圈里的事，大家的音乐，大家的爱情，大家的纠纷，大家的婚姻，大家的，哈哈，埋单什么的，真是个好人啊。

那哥们儿去世很早，核心没了，这个圈子也就没了，真的很可惜。

80年代有许多有意思的事，有很多有意思的人。

如果他活着，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会不会不能免俗，像许多他那种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样，在后来的30年迅速把自己做成亿万富翁？恐怕是的。

这是一个时代的陨落，我们的记忆里留下的是那道闪亮的划痕。

有时候我甚至想，那哥们儿死得非常及时，他及时固化了老革命血统中的那种浪漫。

所以，当我现在听到一些朋友在议论，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这一类话题时，我会提及这个人。

他们会竖起耳朵听。

有一次，一个著名导演对我说，你把这个另类哥们儿的故事，写个小说吧，我们来做个电影吧，这很有意思啊。

是的，有意思啊。

但是，这哥们儿对我来说，意义更不同寻常，因为，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圈子，通过音乐派对，我认识了我的前妻郝宁。

应该说，郝宁那次在我的人生中出场，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那天晚上大家跳舞跳得很欢。

郝宁一直在一个角落里抽烟，并没有上场。

我不知道为什么注意到她，注意到这个抽烟的沉静女孩。

我记得当时的情境是，我感觉到一束光从她坐的角落闪现出来，一直跟随着我的脚步，那就是她的目光吧，一种异样的目光。

后来我走过去，自我介绍，邀请她跳一曲。

她就笑眯眯地站起来，跟我跳了一曲《多瑙河之波》。

跳舞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并不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华尔兹，她更喜欢波士顿慢华尔兹，激情隐逸在舒缓、优雅之中，有一种持久的张力。

她说她和朋友们把《蓝色多瑙河》舞曲，进行改编，搞出了快、中、慢三个节奏的舞曲，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节奏，各取所需啊。

这支曲子完成之后，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自录的光皮盒带，告诉我，她其实是拿老上海的歌曲当舞曲的。

她是周璇和白虹的歌迷，专门在香港翻录了两位老上海巨星的全部歌曲，带着卡带和小型录放机，随时欣赏。

她告诉我，她还特意去拜访过白虹，如今，这位曾经在上海滩光华四射的巨星，黯然隐居在北京的老苏州胡同里。

她把卡带放进收录机，播放白虹的《春之舞曲》，然后独自上场，跳了一支芭蕾舞步式的快舞。

大家看呆了，那种感觉，那种效果，你可以想象，它的独到，她的独特。

那天晚上，她还和几个朋友一起演奏了一曲苏联歌曲《列宁山》，她拉的手风琴。

她演奏的时候，十分投入，闭着眼睛，微微地昂着头，一缕黑发在额头上荡来荡去。

从舞场下来，我提出送她回家，她说好啊。

走到门外，才发现有一辆京G牌照的奔驰车在那里等她。

我马上明白，她是高干子女。

在她的热情邀请下，我只好上了她的车。

车上，我跟她开玩笑说，本来想追求你的，一看这车，就没有勇气了。

她抿着嘴矜持地笑了一下，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演奏《列宁山》吗？我说，当然是因为喜欢苏联歌曲啊。

她说，这个回答可有些平庸哦。

演奏这个，是因为我们今晚应该有一个共同话题，比如，列宁。

然后，她就不再说下去了。

我很着急，我说，可是可是，关列宁什么事啊，我关列宁什么事啊。

她还是不吭声，抿嘴笑笑。

临下车时，她说，大卫杜夫香水与列宁有渊源，列宁曾多年使用，现在这个香水又开始进入中国，这是一个亲近社会主义的西方香水品牌。

我目瞪口呆，因为，我的确使用大卫杜夫品牌的香水。

而这款香水进入中国，与我在美国时认识它的一位高管有一定的关系。

他问我何时中国男人会用香水，我说，现在，马上，您可以进入中国，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像我这样洒香水的男人会越来越多。

我没有想到，郝宁竟然如此有心，如此用心。

她聪明的“发现”与精致的“设计”，让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许多“机缘巧合”。

郝宁身材苗条而脸蛋浑圆，嘴角线条清晰，具有东方女性典型的美。

她彻底征服了我。

我开始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可是，她漫不经心，跟我若即若离。

她真的是那种很聪慧很矜持的女人，毕竟是大家闺秀，一切尽在她的掌握之中。

两个人之间所有的感情进展，我都无法控制。

我只能单向拼命释放我的爱慕。

从认识她的第一个夜晚，我似乎就感觉到她对我的好感和用心，似乎感觉爱情已经咫尺之遥，可就是那么一点距离，我用了整整两年挺进，何其艰难啊。

我在两年里，调动了全部的艺术细胞，向她看齐，试图与她并肩。

事实上，郝宁的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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