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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创建黔东苏维埃特区根据地(1/3)

德江枫香溪会议 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历经艰难险阻，抵达沙子坡。

彼时，革命形势严峻，何去何从成为摆在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面前的紧迫问题。

贺龙和关向应同志围绕如何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怎样争取活跃于当地的“神兵”力量，以及恢复红军中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且细致的意见交换。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们提出在枫香溪（当时属沿河，现今划归德江）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

分局书记夏曦经过审慎思考，同意了贺、关二人的意见。

6月19日，夏曦、贺龙、关向应从沙子坡出发，前往枫香溪。

他们肩负着革命的重大使命，主持召开湘、鄂、西分局会议。

会议选址在枫香溪土豪王焕恩家，这个看似普通的民宅，即将见证红三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始，与会者们神情严肃，对黔东地区的群众基础和敌人力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在印江、沿河发动苏维埃运动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十分必要，这将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会议最终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其一，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为红军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使革命力量能够在此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其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红军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其三，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基层，发动广大群众，让革命的火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当天晚上，红三军干部会议紧接着召开。

关向应同志在会上详细传达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精神，激昂的话语如同一股强劲的春风，瞬间振奋了在场干部的精神。

他们纷纷表示，将坚决贯彻会议精神，为实现革命目标而不懈奋斗。

会后，红三军迅速行动起来，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很快得以恢复。

同时，成立了车党委会，向各师、团派出了党代表，对党团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并积极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到这一年的9月为止，全军党、团员人数达到了463人，为红军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强了革命力量。

为了开辟黔东特区，加强地方工作，红军从各级干部中精心抽调了100多人，组织了一个兼具工作队和战斗队性质的干部大队（即军委分会的宣传队）。

在枫香溪，干部大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训。

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群众工作方法和军事技能，为即将开展的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集训结束后，干部大队分成若干个小组，奔赴黔东各地。

他们深入农村、山区，与群众打成一片，积极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

与此同时，红军又从各师、团警卫部队中抽调了部分人员和枪支，组成若干个小分队，分赴黔东各县。

这些小分队成为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黔东特区的创立过程中，红三军于6月中下旬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告。

以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财产之条例》，旨在剥夺地主豪绅的不义之财，将其分配给贫苦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告了红军的宗旨和目标，展示了红军为人民谋幸福的坚定决心；《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为农民协会的组织和活动提供了指导，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对革命政权的建设和运行进行了规范。

这些文告、文件的发布，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黔东人民前行的道路，对安定民心、鼓舞士气，号召黔东人民起来革命，瓦解敌人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枫香溪会议以后，一场波澜壮阔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热潮，在黔东地区轰轰烈烈地掀起。

到8月上旬，特区范围内已建立了17个区政权，67个乡政权。

同时，还建立了特区的地方武装——黔东独立师。

枫香溪会议，无疑是红三军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红三军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从此，在红三军的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立黔东特区 黔东特区（又称“黔东苏区”），是红三军在被迫离开湘鄂西苏区后，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立的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它涵盖了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以及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六县的部分地域，纵横二百华里，人口十万以上。

其中，印江、沿河两县是黔东特区的主要区域，其次是松桃、酉阳、秀山。

尽管黔东特区仅存在了5个多月，但它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如同璀璨的星辰，在梵净山地区开花结果，革命精神更是发扬光大，世代相传，成为激励后人不断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当时，创立黔东特区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

首先，黔东人民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高昂的斗争情绪。

黔东山区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长期以来，兵匪横行，官府横征暴敛，豪富强取豪夺。

在重重残酷压榨下，广大人民生活极其贫苦，挣扎在温饱线上。

多数人渴望通过革命改变这种悲惨的生活状况，过上幸福的日子。

早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黔东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以“灯花教”的宗教形式为掩护，高举义旗，发动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武装斗争，即号军起义。

号军起义首先在思南爆发，随后迅速波及各县。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印江人王茂兰及安太然等人，在印江袁家湾举起义旗，以台市为号。

此后，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般蜂起，或以白巾为号，或以黄巾为号，聚众十数万，统称为“号军”。

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波及半个贵州，声势浩大，采取飘忽作战的策略，多次击败官军。

“号军”坚持斗争长达13年之久，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

到了民国年间，黔东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时有发生。

特别是1932年以后，黔东的务川、印江、德江、沿河等地兴起了“神兵”运动，其发展迅猛，人数众多。

1934年初，印江“神兵”两次夺城，吓得印江县城内的官吏豪绅胆战心惊。

黔东“神兵”的英勇斗争，震惊了贵州军阀政府。

伪政府调集正规军队，对“神兵”实施进剿。

在优势敌人的残酷镇压下，“神兵”最终失败了。

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失败，而是积极待机再起。

为了寻求支援，他们还派出代表到四川酉阳一带寻找红三军，请求红军增援，为他们报仇雪恨。

由此可见，黔东地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为扩大红军队伍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黔东地区的政情较为薄弱。

黔东地处贵州的边远山区，基本上属于桐梓系军阀王家烈的势力范围。

但在军阀混战的复杂局势下，王家烈面临着诸多困境。

他对内要对付本省的其他军阀，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地盘；对外要防范湖南湘西土着军阀陈渠珍的侵扰，同时还要警惕四川军阀刘湘、云南军阀龙云等人的觊觎。

由于兵力分散，王家烈尽管将主力部队进行了重点布防，仍深感兵力不足。

在黔东地区，主要是反动的地方政府和为数不多的团防武装，以及一些来往不定的“杂牌”部队。

相比之下，王家烈在黔东地区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军事力量空虚。

红三军进入黔东以后，只进行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整个军事形势相对稳定。

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有利于红三军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

最后，黔东地理位置重要，具有独特的军事战略地位。

它地处湘鄂川黔四省要冲，山岳连绵，草深林密，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地形险要。

西靠天险乌江，东有印江梵净山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这种地理环境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便于红军回旋和固守。

此外，大革命前，贺龙同志曾在黔东活动，在当地留下了一定的影响，还拥有一些熟悉的社会关系。

这些都为红三军在黔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便利，有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推进。

巩固和发展黔东特区 1934年7月21至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隆重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意义非凡，标志着黔东人民的革命政权——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正式建立。

正当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时，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历经千辛万苦，带来了党中央5月6日发出的指示信和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决议。

中央在指示信中指出：“因交通断绝，在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无法了解你们的情况，不能和你们交换意见和给你们指示。

这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损失。

自从你们的代表来此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来研究与检查你们的工作。

但是你们没有给我们充分的材料，使我们不能详细和具体了解你们的情况。

××同志只给我们一个一般的口头报告，而且有许多重要的问题，他也完全不明白。

虽然如此，我们认为有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们的必要……”信中对湘鄂西分局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明确要求必须停止这一错误行为。

8月初，湘鄂西分局在黔东召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指示和决议。

分局成员深刻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一致表示完全接受党中央的批评。

并于8月4日通过了《湘鄂酉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

湘鄂西分局对1933年1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回顾与检讨，尤其是在“清党”和“肃反”问题上进行了深刻反思。

决议中指出：“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与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

造成了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的中心的根本错误”。

决议接着说：“以肃反来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取消了党内的教育，将党内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而且可以争取与挽救过来的同志，也只用简单的上层的军事行政手段，将他们肃掉，造成党内恐怖与党员群众人人自危的现象”。

至此，进行了将近三年的错误肃反才得以停止，原拟将要进行的“第五次”肃反也被取消。

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逐步得到消除，为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为了有效地发展和巩固黔东特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粉碎贵州军阀的围剿，中央分局在决议中提出了几项重要的战斗任务：一是“红三军恢复成为二军团，组织一万工农参加红军来扩大我们的力量”，“加强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训练”，以提升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二是“解决政治军事干部的大批培养问题”，为革命事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三是加强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四是“建立和加强保卫局”及“苏维埃的司法系统”，维护苏区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在此基础上，准备召开第二次黔东苏维埃代表大会。

同时，还强调了开展白区工作，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斗争，组织城市工人运动，开展反帝运动等，扩大革命的影响力，团结更多的力量。

1934年9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又在酉阳南腰界召开会议。

这是继8月4日分局会议后，在黔东特区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经过深入讨论，形成了9月15日向党中央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

报告着重对四次肃反的经过和湘鄂边苏区的丢失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检讨，对红三军和黔东苏区的现状及面临的任务作了及时的总结，制定了进一步发展苏区的计划。

这次分局会议，对红三军的思想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为红三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会议结束后，将冉少波率领的“神兵”部队——“黔东纵队”和其它几个独立团，正式改编为黔东独立师，进一步加强了特区的武装力量。

湘鄂西中央分局于8、9月份召开的两次会议，制定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黔东苏区的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力的具体措施。

然而，由于10月下旬六军团的到来，以及两军会师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上述计划未能全部付诸实现。

但这些努力为后来革命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确立建政纲领 中共湘鄂西分局枫香溪会议以后，为了推动黔东特区的政权建设，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于6月23日颁布了《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25日颁布了《雇农工会的斗争纲领及其方法》。

红三军也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加上6月18日由红三军政治部印发的《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等，构成了在黔东各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建政纲领。

《农民协会的纲领及章程草案》共8章21条，内容全面而细致。

在第1章“总则”中明确规定：“我们务农为生的农民，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反对地主及豪绅官吏军阀国民党政权的压迫，要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是雇农（靠帮工维生的人）、苦力贫农（种田不够吃，还要帮人做工的人）、中农（不请长工不收租稞，年成好还有余粮剩米的农民）的一个大联合。

不要地主富农参加”。

这一规定明确了农民协会的性质和组成人员，为其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章“斗争纲领”中，明确规定了农协的八条斗争纲领：“1、不完还地主租稞。

2、不借还富人的债，取高利借贷。

3,反抗一切苛捐杂税（门牌捐、月捐、鸦片捐、屠宰捐、枪捐等），取消收税机关。

4、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财产衣物，分给贫苦农民。

5、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减少工作时间。

6、释放被官府捕去的农民。

7、逮捕和惩办一切官吏豪绅（区长保董）及税收人员。

8、组织农民自卫队，武装自己，保护身家”。

这些纲领反映了农民的迫切需求，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在第六章“农民协会的纪律”中，规定了五条严格的纪律：①不准反心，泄漏秘密，投降敌人。

②下级服从上级。

③打土豪，要平分，不准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钱。

④不准仇杀工人农民。

⑤不准奸淫放火。

并且还作出了“信教自由”的规定，体现了农民协会的纪律性和包容性。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布告》全文如下：红军的任务是在川、黔、湘、鄂一带创建苏维埃区域，实现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而斗争。

兹将苏维埃要点郑重宣布于下： 1、推翻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中国民族独立。

2、打倒卖国祸国殃民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消灭剥削和压迫民众的保甲制度。

3、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府。

4，没收地主阶级大财主的土地为贫农中农平均分配。

5、取消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

6、增加工人之工资，实行八小时的工作制。

7、保护商店和来往行商。

8、分给士兵的土地和发给回家的川资。

9、解除敲磕民众剥削民众的团防武装。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革命委员会政治纲领及组织法草案》对于各级政权的机构设置、任务、纪律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革命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共十二条：①分田。

②分粮。

③取消捐税。

④抗债。

⑤肃反、逮捕和惩办土豪劣绅官吏及破坏工农革命之反革命分子。

⑥增加工资。

⑦释放犯人。

⑧武装自己。

⑨优待红军及其家属。

⑩联络士兵。

联络国民党士兵，举行士兵暴动，参加苏维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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