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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1/3)

到晚唐温庭筠、韦庄，词的创作才出现了重大的飞跃。

有了一批专长于填词的作家，词的体裁形式和表现技巧也完全成熟了。

温、韦都是唐末重要的诗人，同时又都是词的大家。

以他们为首，包括一批五代的词作者共十八人，就有五百首词被五代后期蜀人赵崇祚收录在他所编的《花间集》一书中，从而被人称之为“花间派”。

这些词人和作品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为青楼妓女和教坊乐工而创作的，这完全适应了当时南方都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爱情相思、离愁别恨，几乎便成了这些词的唯一主题，同时词的语言风格，当然也是绮靡艳丽的，因为它们都是“花间（花，喻指妓女）尊前”唱的歌曲。

乍一看，这个头似乎开得不好，但问题恐不能这么孤立简单地看。

要没有花间派词人的努力，没有这种为满足都市生活需要而创作流行的新曲子词的普通热潮的形成，词这种新体裁和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艺术技巧，就不可能成熟得这么快，词对后来文坛的影响也不可能那么大，诗歌发展的历史就要推迟。

而且说到底词的兴起，也不可避免的总会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不管它发生在何时何地。

这就是历史，而历史是不能任意取舍割裂的。

不在《花间集》、不属花间派的五代词人中还有三位大词家，那就是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冯延巳。

他们一部分词与花间派的题材、风格相近，只不过反映的是宫廷贵族的私情密约、风流逸乐的生活，在艺术境界上，则委婉蕴藉，有明显的提高。

另一部分风格哀怨的抒情词，特别是南唐亡国以后，李煜过着“日日以眼泪洗面”的臣虏生活，所作之词，尽是伤悼身世遭遇、寄托故国之思的哀音，这就一扫“为侧艳之词”的花间风格，而以纯朴的白描手法来抒发内心真实而深切的感受，把词境推向了唐五代词的艺术最高峰。

北宋前期的词是唐五代词的延续，虽题材略有扩大，但基本上仍不出爱情、相思、离别、游宴、赏景等范围，如欧阳修这样的大作家，许多严肃的内容都见诸其诗文而并不写在词中，这就是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题材内容对作家影响的具体表现，因此论词者有词是“艳科”的说法。

另一方面，欧词与冯延巳词又常常相混，还混作二晏词，这又说明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人的词与五代冯延巳词在题材风格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柳永之前，从中晚唐到北宋初，词基本上都是抒情的小令，且已发展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柳永创作了不少慢词，提高了词体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词的题材领域，是他对词发展史的一大贡献。

他是一位长期出入于妓馆教坊的落魄文人，对当时都市生活的需求和市民们的心态都有相当深刻的体验和理解，加之又有诗歌才能和音乐素养，所以他的词写出来，便广为流传，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此外，长于写慢词的尚有张先、秦观等人，他们也都为词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词发展到这一时期，作者既多，词体渐渐不依附于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倾向也就自然产生了。

同时，打破词只写绮语艳情、限于狭隘题材的传统观念而用来反应更广阔、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及感受的革新想法也随之而产生了。

苏轼以他非凡的天才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尝试。

他放笔挥洒，诙谐谈笑，深沉感慨，把咏怀古迹诗的内容写入词中，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

此外，如围猎、记游、述梦、咏物、感慨人生、隐括唐诗、唱和古人、酬答朋友，以及描写农村风物等等，都一一入词。

诗与词的界线被冲破，词的传统婉约风格被改变，词的题材内容得到了解放，苏轼被称为词豪放派的代表。

在东坡之前，范仲淹曾以《渔家傲（塞下秋来）》写过边塞征戍事，可谓开了豪放词的先河，但终究只是偶作。

东坡词虽对词的传统是一次巨大的冲击，但当时并没有形成气候，倒是招来了一些讥议，说他“长短句中诗也”、“不协音律”、“要非本色”等等。

只是到了南渡后，他的影响才显示出来。

苏轼的实践证明：词是可以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文体的。

但更重要的是社会需求。

当时社会上对合乐的歌词的需要并没有减低，仅仅把词当作一种新诗体来创作的人难免会被人讥为不能歌、不懂协律，即便他才名高如苏轼。

这样，到北宋末期，词风就又回到讲求音律的路子上去了。

宋徽宗设立了一个“大晟府”，相当于汉代的乐府机关，延请了一批精通音律的人来整理乐曲，制作歌词。

“好音乐，能自度曲”的周邦彦和“元祐诗赋科老手”万俟咏就成了大晟府的主持者，他们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凡所制作，都成为典型而被人所效仿。

周邦彦也确是一位天才。

他既精音律，又善辞章，能写出保持传统风格、投合上至宫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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