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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2/3)

印记吧？！这点事，应该能做到吧？！”纯子沉默着点了头，脱掉衣服，裸露出身体。

松永把点燃的香烟，紧紧地贴近了纯子右胸的皮肤，灼热的烟火缓慢地移动，烫伤的痕迹画出了一个“太”字。

几天之后，在情人旅馆里，松永把赤身裸体的纯子狠狠地暴打了一顿，又命令道：“好了。

躺下！”然后，他在纯子右大腿根部的外侧，用安全别针和墨水，细密而深刻地纹了一个“太”字。

关于这个纹身，纯子坚称自己并没有同意。

她说：“这个纹身，是在我搞不清状况的情况下被刺上的。

”但是，如果纹身是在完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完成的，那应该是因为她当时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反抗的力气。

纯子后来讲述道：“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身上留下伤痕就等同于丧失了未来的希望。

” 不仅如此，松永还命令纯子挨个地打电话给她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并且一定要她以某种方式故意激怒对方。

在纯子打电话的时候，松永总是在她身旁，耳朵紧紧地贴近话筒，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在纸上写下用于回答的话，并让纯子照着纸条读出来，朝着电话那头骂出污言秽语。

纯子后来回忆道：“那些话是违背我自己意愿的，但我还是说了出来。

”这些电话招致家人和亲戚们的不满，也使她不得不和朋友们逐渐地断绝了往来。

上文提到过的朱迪思?L.赫尔曼博士所著《心灵的创伤与恢复》一书中谈到：把一个人奴隶化，就是系统性地施加心理创伤，反复造成心理上的伤痛。

其必不可缺的条件，则是受害者的无力化和断绝化。

也就是说，不仅要使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而且必须断绝一切人际关系。

赫尔曼博士接着叙述道：“只有让受害者自己亲手破坏掉自己的伦理原则，自己背叛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的关系，心理操控的最终阶段才得以完成。

”显然，松永对纯子所采取的操控手段，与之完美契合。

在度过那个短暂而快乐的暑假之后仅仅半年，也就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二月的一天，纯子在幼儿园工作的时候，因为贫血而晕倒了。

贫血的诱因是心理疲劳和睡眠不足。

几天后，她在家中自己的房间里，吃下安眠药之后，用剃刀割腕，又把手腕浸在盛着水的桶里，睡着了。

所幸，家人发现得早，纯子被紧急送往医院，才捡回了性命。

纯子正是要通过自杀这一终极手段，让自己从松永的魔爪中获得解脱。

但是，她在讲述自己自杀的原因时说：“我被迫给家人、亲戚、朋友打电话，不得不招致他们对自己的厌恶和嫌弃。

我担心自己的存在会让他们就这样一直地苦恼下去，我自己也因此而憎恨自己的存在。

”总之，尽管是遭受了如此凄惨的非人对待，她仍然没有憎恨松永，而是自我责难。

而且，因为家暴而被深深植入她心底的那种自我厌恶感，显然已经达到了极限，以至于将自己逼迫到要自杀的心理状态。

纯子自杀未遂。

但是，松永并未因此而反省自己一直以来的行为。

相反，他竟似深刻自省地说：“是我太放纵她了！必须要进一步严加管教。

”于是，大约半个月后，在纯子要出院的时候，松永向誉和静美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如果对纯子就这样放任不管的话，说不定她还会自杀，还会更加堕落。

所幸她会听我的话，因此请把她托付给我。

我会负起责任来的。

” 不知道誉和静美是否听信了他的话，恐怕也举棋不定过吧。

起初，他们对于纯子刚出院就要离开家的提议是面露难色的，但最终还是被松永说服了。

他们在发现女儿割腕而打电话叫救护车的时候，都要求救护车不要鸣响警笛。

可想而知，在意世间体面以至于此的这对父母，自然也会担心纯子回来后是否会再一次引起骚动。

或许，这一心理上的薄弱之处被松永看穿了、抓住了，又被他用巧妙的说辞一举突破。

出院后，纯子不得不坐上了松永的车，被他直接从医院带到了三潴郡大木町的一处公寓。

那里是松永的公司宿舍和储藏室。

在那里，纯子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居生活。

也正是在那里，她又一次掉进了松永的暴力地狱。

松永每天都会来这里。

他一边殴打纯子，一边责骂道：“你给我好好想想，自杀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如果警察来调查你自杀的原因，也一定会传唤我的，一定会对我不利”，等等。

而且，他还恫吓纯子，说：“如果我们的外遇关系被我妻子发现了，你可是会被索要精神赔偿的。

”此外，他甚至还用拍立得相机，拍下性交时的姿态。

半个月后，他命令纯子辞掉了幼儿园的工作。

从那以后，纯子在经济上也被逼迫到了不得不依赖松永的境地之中。

而且，松永更是进一步逼迫纯子从父母家脱离了户籍。

纯子拿着一份文书，久违地回到父母家。

那份文书的宗旨是“和纯子断绝关系，从今以后，各不相干”。

纯子把文书交给父母，威逼道：“请在文书上签字，并承认我脱离户籍。

”面对这样一份脱籍文书，无论誉还是静美都强烈反对，但纯子还是遵照松永的指示，态度强硬地说：“如果不承认我脱离户籍的话，下次我就真的自杀给你看，或者是去泡泡浴(3)上班。

”这个恫吓，毫无疑问地给誉和静美造成了百万吨级的杀伤力。

两个人不情不愿地同意了纯子脱离户籍的要求，并向亲友邻里解释道：“纯子实属无可救药。

因此，我们决定将她从户籍中除名。

” 于是，纯子彻彻底底地断绝了自己与家庭、社会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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