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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暗裂(2/3)

慢发育，长大，变质，恶化。

等我有足够的力量，或者一个契机，它就跳出来了，借力借机，发挥它的恶了。

刚才我说了，我要写一本书，把自己灵魂的轨迹画出来。

在这里，百无聊赖中，我经常逆着我的人生河流，到上游，到源头去寻找问题，去挖出这个种子。

我弄清楚这个，至少对我自己，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

它解决了我一个心理上的症结，给自己这个莫名其妙的跳水人生，一个合理的发展逻辑。

这些，虽然对我本人用途有限——我已经这样了，可以回去找问题，但人生回不去了——但弄清楚这个，对别人会有帮助，特别是我们体制里的那些年轻干部，那些像我当年那样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们，会不会灵魂有个伤口，有个裂缝，有个植入的丑陋小人胚胎蹲在深处，最好能看清楚。

用现在流行的话讲，洗洗澡，照照镜子，早查早知道，早发现早好。

要说好这个事，还是要从我的第一次人生分水岭、第一次灵魂开裂说起。

先允许我简单回顾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

我17岁就考上了大学，然后一口气念完本科、研究生和博士。

参加工作的时候，我26岁，因为学历高，论文发表得多，第二年就直接弄了一个行政事业的正科级。

提完正科级，我就得到一个机遇，被借调到团省委工作。

在团省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借调工作，说到底是客人，一定要低调，勤奋，把工作做漂亮。

这个代表学校出来工作，事关学校的形象啊。

就是在那里，我学到了团机关干部的一些作风，也染上了某些团干部的做派。

比如，积极，上进，有活力，办事讲效率，不拖拉。

善于举办各种活动，尽可能在一定范围扩大工作影响力。

还有，练好嘴皮子，要练就出口成章，句句精彩的语言表达能力。

最重要的是，政治抱负大，但为了抱负身子要放得低，把自己摆在服务生的姿态上，尤其在党委和政府领导面前，要善于做学生，藏起自己那些趾高气扬的书生意气。

由于工作出色，在那里借调工作几个月后，团省委就给我挂了一个学少部副部长的头衔，并选我当上了省学联主席。

借调两年结束后，团省委的一位分管学联工作的副书记对我说，你可以有两个选择机会，一个是留在团省委，留在学少部，团省委发个正式的任命文，你就是正规的机关副处长了。

第二个选择就是回学校，我们也会对你有个交代，建议学校让你到校团委担任副书记什么的，这样也方便你继续跟我们团省委保持工作上的联系，也有利于学校这一块的工作嘛。

我表示感谢，然后说回去跟学校的书记请示一下，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回来给您答复。

团省委的副书记说好，还表扬了我一通，说你政治上进步很快，从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你的组织意识很强，个人属于组织里的一员，凡事有请示汇报的习惯，很好。

其实，我这是给自己留一个可以迂回的空间。

我在学术上有很好的前途，念到那么高的文凭，发表了那么多论文，难道就是为了出来当一名埋在杂事堆里的政工干部？我有点不甘心。

我回到学校，找党委书记谈这事。

我在表述的时候，玩了一点语言技巧。

首先，我感谢书记给了我到上级团委锻炼的机会，两年里工作辛苦但水平提高很快，收获很大。

然后我把团省委副书记对我工作安排的建议转述了一下，我在转述第二条意见里的推荐回校团委担任副书记时，故意把这句话里的副字漏掉，直接说他建议我回来当校团委书记什么的，说是便于学校团委跟团省委对接工作。

书记就问我自己的想法。

我说自己留恋学校，留恋学术氛围，还是不想丢掉专业。

我们那位老党委书记有高校领导的显著特点，就是爱才，喜欢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

他一听我这话很高兴，就说，也好，你们年轻教师精力旺盛，做点团干工作，学问也不要撂下，是明智的选择。

这件事就这样办成了，我回来当上了校团委书记，成了全校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年龄刚刚30岁啊。

为了消除我那个“副”字的后患——万一哪天校党委书记遇到那位团省委的副书记，聊起来这个事可能会出逻辑上的“纰漏”——我故意在书记找我任职谈话的时候，表现出一种用重了的惶恐。

我说，我也跟团省委副书记表达过自己的心态，太年轻了，经验不足，从团委副书记岗位干起就很好了。

党委书记呵呵笑了，还拍打了两下我的肩，说压重担才能长大力，团的工作岗位，本来就不同于其他岗位，设那么多死台阶干什么，再说，这也是学校对落实上级团委意见的重视嘛。

我想想，心里还是不踏实。

于是在任职报到的当天，又跑到团省委，找到那位副书记，汇报自己的事。

副书记很高兴，说学校落实得好，很到位。

我就说，我正是为这事来的呢，我觉得当个副书记就很好，校党委硬是要给我压担子，而且我们书记说您的意见，一定要重视，您是一位很少向基层团委推荐干部的人，虽然年轻但德高望重，不会看走眼。

副书记哈哈大笑，说你当然能干好，我告诉你，你不要怕担子重挑不起，书记比副书记好干，一把手，好想法、好办法之间，没有周折，副手就不一样了，我支持学校的安排，你就甩开膀子干吧，干好了也算我们团省委培养干部有方啊。

就这样，我在仕途上巧取到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但你可能察觉到了，这里面埋下了一点隐患，为了前途，我不是真正选择学问之路，关键时刻也不是那种很人文情怀的做法，而是选择功利，选择了手段，玩弄了一些恶俗小聪明。

这种方法一旦侥幸成功，必然在内心深处埋下种子。

当然，这点种子，如果在不断优化的心灵土壤里，恐怕也就死掉了，发不出芽来。

能成为一种羞耻的隐私，说不定会对自己的人生有好处，知耻乎而后勇，许多人年轻时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没有受到惩戒，但心里清楚，通过反省悔悟，不断激发内在正能量救赎自己，最后成为伟大的人。

美国有1/3的总统年轻时都是坏小子，像林肯、奥巴马、小布什，还有肯尼迪这些人，年轻时有的学习成绩很差，调皮捣蛋，但后来都陷入懊悔、自责，最终奋发有为，不只成就伟大，品德也堪称楷模。

有些事情，我也知道做得不好，做多了会遭报应。

但是，我一方面小心翼翼，藏起这些隐私，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种“秘密武器”，这是中国文化胎里出来的，中国自古不以人品论英雄，而以成败论英雄，难道谁能有三头六臂，仅仅以品德高尚成就英雄地位吗？我们不都在动用着孔明的脑筋，表演着刘备的伪善，实施着曹操的手段，成就着自己的江山吗！ 我那几年甚至跨学科做了一篇文章，对中国古代四大名著，做一个不同于众的古小说人物形象归类研究。

我的论点是，四大名著里没有一个好人，有好人也是一些很烂的好人，比如武大郎、贾宝玉这样的，很，还有孙猴子那样一身才艺却永远只能做奴隶的苦命汉。

这就是我当时反思的结果。

我觉得跟许多成功人士相比，我那点小伎俩，都摆不上台面，小得不易察觉，小得不值一提。

也正因为如此，我的这个阶段，还不是人生的第一分水岭，还不能看出灵魂有太大的口子。

应该说，我的整个中青年时代，虽然不反省自己，但很激励自己。

我的工作是拼命的，我的学问是扎实的。

我奋斗的弦绷得很紧，一刻也没有放松。

这里面可以举无数例子。

我记得40岁前后的十来年内，是学校发展最快的时期，招生数数倍扩大，教职工和学生人数破一万，再破两万，重点学科拿下一个又一个，新校舍和新校区规划、落成和投入使用，二级学院、民营学院崛起，等等，无一不是我的亲力亲为。

我个人的事业也是飞速发展，从团委书记到二级学院院长到副校长，职务不断升迁。

我当学院院长的时候，是全校最年轻的院长，我当副校长的时候，是全省最年轻的高校领导之一。

在学术上，33岁的我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之后逐步展现出我的出色才华，36岁担任博导和国家级科研课题的领导小组成员。

次年，我破格晋升为教授，成为全省材料科学领域甚至全国的中坚。

同时，我还是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省级科研课题项目的评审专家。

其间还到清华大学进修了管理，被组织部派到国外参加干部境外培训半年，到老家的县乡教育扶贫一年。

我的状态就是一个陀螺，被抽打着快速旋转的陀螺。

我得到了很多，仕途顺进，著作等身，荣誉满满。

但是，我也付出了很多，比如儿子上学受到了耽误，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没有任何才华和特长。

夫妻感情破裂，跟结发妻子离婚，然后匆匆忙忙找了一个只有大专学历的女人再婚，婚后发现两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前妻的父亲待我如亲生儿子，可是他得了肝癌，去世前我都未能照顾他一天，只是出差时绕道到前妻老家，送了5000元钱到老人床头。

也就是从那件事起，我前妻对我失望透顶了，两个人的矛盾开始激化。

我自己的父亲三次住院，我只得空去陪护过半天，未能尽到应有的孝心。

那么，我当时志满意得了吗？没有。

我担任副校长的时候，在老家名气已经很大。

不久省教育厅安排部分高校领导带队，为全省部分县区开展“教育扶贫”。

我带了一个队，到我老家那个县的邻县蹲点。

有一个周末，我回老家，老家县里的教育局长得知消息，就过来请我吃饭，而且告诉我，已经跟县里领导汇报了。

我说不要打扰县里领导吧，我们教育上的自己人，吃个便饭交流一下工作就好。

可局长说，那哪成啊，您是副厅级干部，相当于我们县上面的地级市的副市长啊，您来了，县长书记都要出面接待的。

再说，您是家乡的杰出人才，大专家，您不肯见这些县老爷，他们会感觉没面子。

我要是不告诉他们，不安排好这件事，还不得罪狠了这些县太爷啊。

他说得这么严重，我想想，也是啊，符合情理啊。

于是我说，那就好吧。

结果，这顿饭吃得很有戏剧性，吃得我心理严重失衡。

县委书记听了教育局长的汇报，说正好有几个接待，要赶个场子。

就委托县长来陪我吃饭。

到了县长那里，县长说县委书记接待的那批客人很重要，是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市委组织部的领导陪同过来的，自己不便不参加。

然后就委托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来陪我。

副县长就对教育局长说，书记和县长很不好意思，为了弥补不敬，就吩咐把接待放在同一个饭店，到时候他们方便过来交错陪我。

我觉得这也挺好，人家这么忙，还动这么大心思，想尽办法照顾到我，真是太热情太诚恳了。

我就愉悦地赴宴了。

那晚，饭吃到一半，副县长就提着酒壶，说我先去给省市领导敬个酒，顺便帮书记、县长领个路，再过来陪我们的校长大教授。

然后，他去了，这一去就是将近一个小时，都没有回来。

我们就干坐在那里等他。

所有的菜都上完了，都上餐后水果了，副县长才歪着身子，一个人进来了。

他喝得满面红光，看来兴致不错，说领导们知道他酒量好，一定要拽着他，把省市领导陪尽兴了。

说话间，我们就发现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呼啦啦路过我们的包间外，走了。

副县长和教育局长一看，说正是领导们，马上跑出去。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回来了，说他们喝多了，书记和县长送省市领导去住的酒店了，一时回不来，让给校长打个招呼，失礼了，只能下次补偿。

当时的气氛有点尴尬。

我有点不高兴，但想想，还是能理解。

省市领导，人家的顶头上司，官大一级压死人，好容易来一趟小地方，地方官员们高度重视也是应该的。

管组织的省领导，不要说是到一个小县里，即便是到我们省城的任意一所大学，学校领导一样也会倾巢出动。

我们就怏怏地结束了饭局。

跟副县长告别后，我多了一句嘴，问教育局长，今天来的是不是省委常委、组织部某某部长啊。

局长笑了，说，哪里啊，省委组织部市干部处的一位副处长，陪他过来的是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两个副处级干部而已。

那一刻，我的心里的自傲自尊，我的价值之塔，简直是土崩瓦解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在省城混成一个名流，一个名牌大学的副校长，一个体制内的副厅级干部，竟然跑到老家，面子抵不上组织部门的副处级干部。

教育局长可能看出了我的脸色不好，连忙解释说，也是特殊情况，今天他们喝多了，本来都要来敬酒的，要不然也不会提议放到同一个饭店接待。

他还说，其实基层都是这样的，如果是上级党委政府部门来人，哪怕是科长，县领导都愿意出面。

他们也没办法，为了地方发展，越来越务实，非常对不起，代表他们向您致歉，绝对不是有心，这车实在是撞得不好。

这件事还是在我们老家那一带传开了，而且越传越歪。

最后的版本变成：书记县长请省里的副处长和市里的科长吃饭，顺便请回乡的大学校长、大学者吃饭，弄到一桌，省里的副处长被安排到书记右手的主宾位置，市里的科长被安排到书记左手副宾，大学校长被安排到第三嘉宾位置，坐在了县长身边。

宴会开始后，书记、县长、副书记、常委、副县长竞相给副处长和科长敬酒，酒喝到第二瓶，还没有轮到给校长敬酒。

校长不高兴，中途拂袖而去。

这些八卦传来传去，从家乡传到了省城，传到我的耳朵，更加走形，更加变态，让我颜面尽失。

我一个没有考上大学的中学同学，在家乡搞养殖，发了一点小财，据说可以经常请到县里的领导吃饭，居然发信息劝我，不要跟家乡领导把关系搞僵，没有面子，甚至波及同学圈，对大家都不好。

我的肺简直都气炸了。

这件事，才真正导致我的内心巨变，导致我的人生第一次分水岭。

我自认为我顿悟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这就是世界之最的官本位文化，覆盖到每一个角落。

虚名轻如鸿毛，知识不能增加你在人心目中的分量，有时候，只是一个空架子。

没有实力，想在社会上搬弄这个空架子，只能自取其辱。

我这么多年的奋斗与功名，原来就是搭了一个巨大的空架子，经不起别人轻轻一推。

我开始苦思冥想，我甚至后悔当初不该为了虚长一级，回到高校，应该留在团省委发展，留在省级机关从政。

从那件事情后，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后来的两年，我几乎都没有心思做任何学问，工作的重心，也开始向经营仕途倾斜，而不是在学校围墙内死干活儿。

我才40多岁，已经拥有好几年副厅资历了，我希望通过“各种努力”，能尽快解决正厅，并把自己的屁股落到省级机关或者地方大市的领导岗位上。

我内心的伤口，迅速开裂，一个小人从灵魂里钻出，迅速茁壮。

但是，我的苦心经营，只成就了一半美梦：没有几年，我得到了正厅的位置，但没有出得去，还是落实在围墙内，走上了学校党委书记的岗位。

3

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当时我内心的真诚与感恩，是打了折扣的。

我已经看透了所谓正厅副厅，我在乎的是赋予这个位置的权力有多大，权力有多少。

所以，在我任职书记的几年里，我变得非常老辣。

我观察了几个月，进行了一场大的人事改革，以此名义干掉了一批卖老资格或者书生气太重的干部，换上一批对我逢迎的干将。

然后我就开始布局各项事业。

我的基本原则是，不能为我带来名利双收的事情，能不干就不干；能为我带来名而无实利的事，放权给别人去干；能为我带来利的事，积极支持并参与干；能为我带来名利双收的事，我举全校之力，真抓实干。

由于干了不少实事，客观上学校也收益了，在我主持下发展态势良好，而我本人更是获得了很多实惠。

在这个利益大布局中，为了掩盖我的“蓝图”，我暗地里谋取实惠，明里开始设计和塑造自己的正大形象。

每天白天上班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忙着“表演”这种形象。

我曾对青年学子这样谈自己的人生观，要“以哲学的姿态生活”，提出人生要做到“四然”，即泰然、淡然、坦然和自然。

我告诉学生，“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很多问题想通了，人的一辈子就会很平静。

我收集了古今中外很多成功人士淡泊有为的例子，左手教条，右手举案，深入浅出，侃侃而谈。

年轻学生在台下，经常听得热泪盈眶，给我的掌声如雷贯耳。

由此，我在这群不谙世事，更不谙老江湖心机的年轻人中，赢得了很多的粉丝，成了他们的“人生导师”。

我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把马列主义讲得十足接地气，当代大学生不怎么感兴趣的一个学科，在我这里，硬是被盘活了，每次选修我课程的学生都超过指标。

有时候开大课，连楼道里都挤满了学生。

我还是省里各种道德教育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参与者，我主编的道德教材进入到很多大中小学的课堂。

一个人越是哪里软腿，有时候越是在哪里硬嘴。

什么意思？比如，天天喊实事求是的干部，往往都是些混世干部，一屁三谎，不干实事。

比如，有些商人请你吃饭，口口声声说交朋友，不是有所图，只是喜欢交朋友，这类商人其实最唯利是图，你吃他一百块钱饭，他恨不得从你身上挣一万、十万的，一件事没办成，他就翻脸，恨不能把你吃下去的饭给抠出来。

比如，有些女人，喜欢表白自己多么能抵制男人，面对频繁骚扰无不严词以拒，哼哼，这种女人，多是既虚荣又不检点的，她就是缺别人的频繁献媚，更不具备强大的抵御能力。

说到我身上，因为我心里重名利，所以嘴上就整天挂着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我背地里开始向不正当利益伸手，表面上在反腐倡廉方面抓得很紧。

每次会议都大讲特讲廉政；每年都出台一两个文件，针对廉政建设，建章立制；跟每个利益岗位，比如基建办、联合办学办、招生办、后勤保障部、人事处、校办产业公司等等，每年都签订廉政责任书。

我还在学校专门拿出地方开办了廉政教育室，每年新生开学都要参观，干部上岗必来观摩。

其实，这些表面文章，也许能吓吓下属，制约一下他们的放纵，但对我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作为一把手，我的任何决策，只要朝自己的小九九里歪一下，好处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送上门了。

在执行组织纪律上，我自有一套“爪子”。

为了体现我的清正廉明，我对班子其他成员要求还是比较严的，经常以班长的名义“敲打敲打”他们。

我从来不参与他们的私人活动，不收他们一点好处，杜绝了人情往来。

有一次，一位副校长出国访学回来，在免税店给我爱人带了一个古驰包包，里面还装了一些外国巧克力和点心。

我象征性地从里面拿了一盒巧克力，其他全部还他。

两个人的关系弄得很尴尬。

这个副校长就在一次应酬时把这件事讲出去了，说我不近人情，很难相处。

我表面上很不高兴，其实心里窃喜。

这不正是我要的宣传效果嘛。

你拿这个说事，不等于是我廉洁形象的义务宣传员啊！ 程序，是我最喜欢的说辞。

我多次在校党委班子会和干部大会上讲，“你做事按程序来，错了我也不会批评你；要是不按程序来，对了我也不会表扬你”。

乍一听，我是个懂规矩、讲规矩的领导干部，其实这些都是我的“障眼法”。

我是这么要求别人的，却不会或者不需要这么要求自己。

当然，在这里面得有一点技巧，实际上，我也并不是对班子里的每个人平均用力。

后来在我之前出事的张副校长，我表面上对他也很严厉，暗地里其实是给他空间的。

他是我亲自培养起来的亲信，所有有实权的事，我需要通过他控制。

一块肉递过来，尽管最终必须到我手里再分配，但是是别人去搬运的，你无法不让别人过手留油。

张副校长就这样被我“惯”坏了。

他的名声并不好，有他的自作自受，其实也有很多事是替我背锅的。

所以，他一旦出事，我就有些慌，感觉省纪委在顺藤摸瓜。

七八个人的一个班子，班长对谁偏心眼，对哪个特别关照，特别放权，怎么可能蒙得住其他人的眼睛呢，这里面怎么可能不存私心，不存利益交易呢！ 不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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