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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暗裂(3/3)

此，我还经常关心下属职工的生活。

如果某个教职工家里遇到不幸之事或者生活难事，我都会嘘寒问暖，极力帮助。

一位老门卫得了癌症，我亲自把学校的慰问金送到病房，这件事成为教职工口传的佳话。

我也经常跑到学生宿舍和食堂去，跟他们一起聊聊天，问问生活，吃吃学生餐，指点一下厨房里的咸淡酸辣。

我还倡导学校成立了爱心基金会，每年开春带头捐款2000元给基金会，一直到我被“双规”，一年未落下过。

在单位里，我总是一副很清廉的样子，不穿名牌，装扮朴素。

我在学校参与接待不多，吃吃喝喝的事，尽量让班子其他成员参加，他们也乐得。

因为有大食堂的“饭卡”，所以我从来不在学校接待点多吃一顿饭，而是经常拿着饭卡，大摇大摆地进出校职工食堂，跟师生们打成一片。

我出门一般不用专车，自己开车或乘公交车或骑自行车出入。

有时候，我还故意在下班后，提着一个买菜的帆布袋，从学校迈着老腿，走到对面街道的农贸市场，去买点菜提着。

次数多了，许多师生都看到了。

有女生还把这件事写到作文里去，称我是“烛光里的教授，菜场里的爸爸”，文字煽情，十分感人。

其实，我的白天跟夜晚完全不一样，在台上跟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在单位一套，在企业老板朋友面前一套。

我像一个活动变形人，根据不同场合切换着自己的“形状”，变换着截然不同的角色。

我切换得很麻利，很严密，不露声色，几无破绽。

因此，当我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传出后，教职工都大吃一惊，认为是被别人诬告。

有的人甚至提出到省委上访，还我“清白”。

事实上，自从我当上一把手，并收受了合作办学的汪老板的80万元第一笔贿赂，我的人生第二个分水岭完全形成，在我表演好领导、好男人的当儿，开始开足马力谋私利。

说得难听点，我感觉几十年的奋斗，就是奔这些来的。

我不是权力部门和地方领导，我的价值建立在什么之上，难道是写一大堆论文，忙几十年教学和管理，换一头粉笔灰和一张退休证？党委书记任上的几年，尤其是后两年，随着白天演技的日臻完美，黑夜我抓紧时间肆意妄为，征收权力的租子。

在大学新校区路网、综合实验大楼、新校区大楼、新体育馆等工程项目中，我为某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老板暗施帮助。

之后，老板为表示感谢，先后9次送给我人民币80余万元和豪华沃尔沃越野车一部。

这位老板还多次向我承诺，等新的两栋承建大楼竣工后，将“重重地报答”我。

当他得知我多年忙于公务和学问，耽误了儿子的学习和前途，儿子只读了一个专科文凭就匆匆走上社会，瞎七瞎八混着，生活很不景气，老板竟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拍着胸脯说，将亲自带儿子，用三五年的时间，帮儿子成为身家千万的商业成功人士。

后来，这个老板把儿子安插到他入股的一个公司，变相给儿子高报酬累计数百万元。

我常年绕过组织程序，习以为常地为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干部，提拔任用，调换岗位，评聘高职等等的个人问题，提供特殊通道，达到超越能力范围和政策限制的目的，然后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感谢”。

为了方便在人事上任性操控，我选用一个特别无能却对我俯首帖耳的干部，担任人事处长。

此人不过是我的木偶和舆论挡箭牌。

有一年，我要求人事处将某校财务处一位有问题，正被人举报的副处长调入我校财务处任副处长，把某市出问题的副市长的司机，调入校党政办工作，把某兄弟学校的一位被纪律处分的主任，调到我们学校任工会副主席，把某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情人，调到学校产业办打杂……这一切，我一般放在暑假进行，这样干脆连会议都不用开，只需让人事处负责人，跟班子其他成员，打打电话，说一下，就算会商过了。

无须考察，直接办理，开学就到位上班，其他校领导均稀里糊涂。

我这么讲义气讲效率，说到底就是每一个调动里，都有“好处”在驱动。

至于跟汪老板，我的牵扯就更多了。

我帮他办成了民营合作学院，我认为他这个稳赚不赔的董事长，就是我给的，所以每年拿他几十万元辛苦费，是理所当然的。

在与他的合作办学问题上，校纪委曾发现该院不仅不符合上级规定的合作办学条件，而且连学校的土地证等有关手续都是假的。

对此，我却总以各种理由来帮助他们搪塞。

纪委书记反复提醒我，这里面有问题，最好停一停，说多了，我就烦透他了。

为了尽快成功签署合作协议，我干脆就找了一个机会，把校纪委书记支到省委党校，参加一个时间较长的培训学习去了。

等他回来，不单手续早就办完，相关业务已经正常运转好一阵子了。

短短的几年间，我收受、索取数十名行贿人的财物共计几百万元，这些财物包括人民币、美元、澳大利亚元、股份、房产、轿车、购物消费卡券等。

其中两次单笔受贿金额高达100万元。

作为回报，我在工程建设、人事任用、考生招录等方面挖空心思，寻求突破，为他们大肆谋取利益，包括为没有建筑资质的工程队获得基建工程项目、帮助不符合条件的行贿人提拔、为不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增补录取，等等。

金钱加速了我的腐化堕落，腐化堕落又加重、加剧了我经济上的压力。

我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中。

我的情人小于是我在帮助汪某筹备合作办学过程中认识的。

汪某见我喜欢她，就故意在一次我出差海南的时候，派小于去找我签署一个“急件”。

那时候我刚刚再婚，跟第二个妻子在一起时间不算长，应该说，还处在“来电”期。

可是，我仍然没有控制得住自己的欲望，当天晚上就带着小于在三亚泡吧，然后喝得半醉，以醉酒的名义，胆大包天地把小于带进房间同宿。

我在三亚三天的会议，肆无忌惮地把她藏在房间三天。

会议结束后，又转移到另一家酒店，多滞留了两天，与小于共度了一段浪漫春宵。

我们在松软的沙滩上散步，在夜空下的海水里嬉戏，在海鲜大排档享受美食。

小于年轻，娇艳，给了我从未有过的“蜜月”体验。

我疯狂迷恋她，编织了一套美妙的说辞，套取她的芳心，也给自己找到了出轨的台阶。

我告诉她，我这么多年的奋斗与成功，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问号，横在心里，无法跟人言说。

我说，我常问自己，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匆匆而行，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却不知来路和去处。

所以，不要看我今天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有三尺之台，海阔天空，其实，从来没能找到知己，无法确定归属。

我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豁然开朗，你，就是我等到的缘分，就是我人生的指向，就是我生命的归属，就是我落定的江山。

这些话，文采飞扬。

那时候说出来不觉得肉麻，现在想想都觉得恶心。

想想我这个孩子已长大成人的父亲，老婆已换了一个的老男人，一个整天坐主席台上慷慨陈词的高级干部、德育专家，竟然对着一个小自己二三十岁的小姑娘，极言献媚，用尽铅华。

而且，为了维持住跟这个年轻肉体的关系，我从受贿发展到后来的索贿，全然不顾被索贿者的感受，不顾一点点一个万人大学一把手的尊严。

我的这些钱，大都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女人，也把一个本来出身贫寒、还算朴素的女孩，逐步侵蚀成一个欲望膨胀的物质女。

后来，小于花钱的气势，连我自己都看呆了。

几十件一万多元的衣服，买回来，穿一次发现不理想，立即淘汰，随手送给闺密。

出国买名牌包包，论打，而不是论个买。

有一次，我带她到杭州玩，逛商场的时候，她看中一套皮衣皮裤，反复试穿，觉得合身，时尚，得体，满意得不行。

可是，结账的时候，她却突然改变主意了。

我觉得她是心疼钱，嫌贵吧，就安慰她说不要紧，贵一点没事，喜欢就行。

可是，她还是放弃了。

我心里一阵高兴，觉得女孩的朴素本性并没有丧失。

吃饭的时候，我就劝她回头可以再去买回来，这套皮衣穿起来确实不错，我要你美给我看，钱不是问题，美才是最贵的。

小于哈哈大笑，说，傻子，我告诉你吧，我不是嫌贵，我是嫌便宜，担心便宜没好货呢。

我说，多少钱啊。

她说，一开始我看多了一个零，才愿意试穿的，结账时发现是3000多，营业员还说，可以打九五折，我就傻了，不敢要了，三千多块钱的皮衣，能穿吗！亲爱的，你说我的决定是不是很明智。

我那几年在这个女孩身上花掉和送给她近600万元，最后专案组查到她时，只追回来80多万元。

有一句俗语说恶人装忠厚，是披着羊皮的狼。

我这种人啊，最后几年成了披着君子皮囊的流氓。

我坐上高位，最好的平台没有用在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上；最鼎盛的精力，没有用在事业正道上快马加鞭；甚至最好的词语，最后都用在赞美女人，滋养情色的歪门邪道上了。

踏过人生的三道分水岭，我彻底改变了本色，丢掉了正派，陷入了无耻。

我暗藏的虚荣、功利观，潜在的学而优则仕、仕而高则作威作福的青云梦，最终走到了尽头，彻底覆没。

一道内伤，可以潜伏几年，几十年，甚至一生。

然而，它的爆裂，发生在我身上，不过就那么短短的几年。

不知为什么，跟他谈了半天话，听得还是比较累。

说不清这是为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陪同我的省纪委案件审理室的一位参与办案的主任告诉我，就是他当时带着人，去学校双规张姓副校长的。

那时自己是处长。

“当时，他有过一瞬间的慌乱，但很快镇定了下来。

”主任告诉我，“我立即预料到，张姓副校长跟他关系不一般，一个出事，另一个心里有震动，有恐惧。

其实那时，我们除了知道张姓副校长是他的亲信，其他牵涉他的线索，并未掌握。

可他太慌，到处找人打听，甚至妄图通过‘上面’做做工作”。

主任还介绍说，他是名人，又是高官，有一种自命不凡的自负和麻木。

他天真地认为，就那点事，根本不至于扳倒他，顶多弄个党纪处分，退了赃，继续回去上班。

所以，纪委把他带走时，在被带走的路上，他还与我们谈笑风生。

不仅如此，他还在接受办案人员谈话时，拿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做派，抱定与组织对抗到底的“决心”，拒不配合。

整整两个星期，他反复“强调”四点： “1.浊者自浊，清者自清，我光明正大，坦坦荡荡，没什么经济问题。

2.我比你们还要懂党纪国法，你们这样做事是错误的，你们要保证我的自由、申诉等合法权益。

3.我是国内外有影响的双学科专家，你们这样草率决定调查我，是不负责任的，要给我恢复名誉。

4.你们要尽快让我回去工作，几万教职工和学生在等着我，我回去时，你们要代表组织，在全校师生面前给我澄清事实。

” 后来，纪委的同志，只好先向他爆了几件已经掌握了的“料”。

看得出，他非常震惊。

他沉默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主动请求交代问题。

从此，他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整个人就像脱胎换骨了，对自己的认识，说得特别到位。

听了这番介绍，我提出来，能否再递一个纸条给他，请他书面回答我一个问题。

纪委的同志说，当然可以，他现在对我们的工作很配合。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 “请如实谈一谈你在被双规后的生活感受和思想认识。

” 我人一回到江苏，就收到了此案的审理主任帮他快递过来的回答材料。

他的字娟秀中不乏硬朗。

但字写得很小，整体感觉是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约束，形态上表现出了一种克制和内敛。

都说字如其人，字映其态，我能从他的字，隐约看到他这个人，部分内在的情志，外在的处境。

他的书面陈述如下： 纪委开始调查我的时候，我既恐惧，又愤怒。

我觉得自己为党和国家，为教育科研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把一个脱胎于高专的学校，发展成地方最重要的万人大学，培养的人才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的许多角落。

怎么会为那么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就对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一个著名学者，动手段呢！我想不通。

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拒不承认错误，大闹情绪，跟调查组的同志拧着干。

为打消我的对抗和侥幸心理，办案组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教育引导，给我讲政策讲法纪，要求我认识错误、交代问题；另一方面主动关心照顾我的生活，每天给我检查身体。

我的态度慢慢发生了变化。

回顾这段时间自己的思想变化、灵魂洗礼、情感起伏，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正是组织上温暖的怀抱、办案人员无私的关心，自己的心情能够得以平复，能够坦然地面对组织敞开心扉，忏悔自己错误的过去。

自从进入省纪委办案点至今，我在思想认识上和认错态度上经过这样一些阶段： 刚到办案点初期，一开始思想情绪上一片茫然，不知所措，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些麻木，心里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被带到这儿来的？”自己还搞不清。

其实在这个时候，自己最应该清楚过去做错了什么，然而，这个时候，自己头脑是不清醒的，这时候自己考虑的不是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而是组织上掌握、了解自己多少事情，这些事情说出来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

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十分害怕，也潜伏了不少怨气，觉得组织上不包容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体谅我们开展工作的难处。

特别担忧的是在经济方面的问题，数字大肯定问题重，一旦暴露了，将来会是什么出路等等。

这些就是当时在思想上、头脑里反复盘算的问题。

在这种心态下，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则必然是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去，即能不说则不说，不能讲的则不讲，因此自己的态度一直不能端正。

针对我的这些思想认识和对待问题的态度，办案人员采取了急风暴雨式的严肃批评及和风细雨式的耐心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我在震惊中思考，在思考中提高，在这一阶段，也就是我对是否向组织靠拢左右摇摆、徘徊不定的时候。

办案人员摆事实、讲道理，拿出我认识的落马干部魏某某、沈某某以及安徽的王怀忠、江苏的王益民等，态度完全不同的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来开导、教育我，使我慢慢打消思想顾虑，自觉地、积极地向组织靠拢。

经过他们耐心细致的教育引导，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这些问题只有依靠组织，以如实向组织交代问题的实际行动向组织靠拢，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好这些问题，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自己开始转过思想认识上的弯子，开始慢慢地梳理自己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有过在良知初醒阶段对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危害性转到震惊、恐惧的情况，而针对这些情况，办案组领导都有预测，并且都及时地做好了我的思想工作，使我安稳度过了认识波动的阶段。

通过组织上耐心的教育和细致的工作，我幡然醒悟，开始意识到，在自己犯错误的问题上，领导的话哪一句用在自己身上都是对的，组织对每个人都是负责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信的，在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的情况下，挽救自己的只有组织。

我还从组织的关心、关怀中看到了组织的大度。

在这个过程中，组织上了解到我的自身情况和家庭状况后，各位领导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生病了为我请医送药，带我到医院做检查；春节前领导专门到我家中看望我家人，对我妻子说了不少我的好话，安排我与儿子通信，使我能够安心放心，集中精力在这里交代问题；办案组的同志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陪我吃年夜饭、看春晚。

特别是中秋夜，还让我与儿子互通手机信息。

这些都让我为之感动，使我在积极配合组织交代问题的过程中充满了正能量。

正是组织上源源不断地给了我这样的动力，使我有一种向组织敞开心扉、吐露心声，与旧我彻底决裂的决心和信心。

尽管在这样一个半月左右的过程中，在我对问题的认识方面，在交代问题的态度方面还出现过一些反复，这些反复有的甚至还比较大，分析下来，小反复是一些认识问题的苗头，而大的反复则是这些苗头的集中爆发。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时候组织上及时帮助了我，我也在第一时间认识了错误，并比较深刻地向组织做了检讨。

这些情况的出现，既在组织的意料之中，又在组织的掌控之中，没有对我认识问题、交代问题带来太大的影响。

另外，是今后朝着组织指引的方向前行中的重要教训、反面坐标。

正是在这样痛苦的思想斗争中使自己对组织更加充分信任，主动积极向组织靠拢，让组织拉着自己走向光明大道的决心和勇气更加坚定，向组织交代了全部问题。

回顾这段时光，我触及了自己的灵魂，选择了走向光明的道路，彻底告别旧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经历这段时光，我的体会是，犯了错误的同志，唯一正确的选择和出路就是听组织的话，按“两规”要求，如实彻底地交代自己的问题，走好后面的每一步。

还有就是“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绝不是一句空话，我按照组织要求，交代全部问题后，更感受到组织怀抱的温暖。

有了一种要反思自己的过去、要向组织忏悔、要向组织吐露心声的决心。

最后，我要结合我的职务，结合我的失控教训，跟全国高校的同行说几句话，也斗胆对组织进几句言。

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

想想我在位最后的几年，确实是表面上朴素谦和，骨子里狂妄、霸道，且耍弄了不少自以为绝顶聪明的官场手段，为所欲为，在学校几乎一手遮天，没有人敢挑战我的权威。

一个人在某个单位、某个地方任职，如果到了这种程度，还不警醒，而是我行我素，基本上就是走上悬崖，离坠落近在咫尺了。

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小社会，一旦主要领导人的权力无人能制约，权力过于集中，以权谋私就变得非常方便，人性中的丑恶就会脱缰而出，纵横驰骋，无法无天。

这就像一件瓷器，几乎很少有碰不坏的瓷器，磕磕绊绊中，一个人灵魂的瓷器总会有一些裂痕，这个时候需要把瓷器捆绑住，以便及时做内部的修复。

如果得不到束缚，再继续甚至更加大幅度的磕磕绊绊中，瓷器一定会突然破碎，散落一地，像我这样，无法收拾。

有些单位的一把手常常如赤裸的皇帝，自己认为穿着新装，一些不怀好意的身边人，也告诉你穿着新装。

你会麻木自大，感到自己如同君主，万人之下，一呼万应，无所不能。

等很多东西传递到上级组织那里，组织上下来视察，往往发现事态已经严重，连亡羊补牢都来不及了。

害了自己，也害得整个学校的事业受到损伤。

这样的事例在全国高校系统，多有发生，绝非我这一家。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迅猛发展，高校办学产业化，导致高校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了围墙，社会风气长驱直入，鱼目混珠，无法过滤。

高校管理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给职务犯罪以可乘之机；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内部监督、上级监督、社会监督均存在缺位或弱化现象。

这种情况下，高校领导的人性善恶，道德高低，自控强弱，都会直接映射到整个学校的管理效能中去。

一个人与一个学校，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这种过度依赖高校领导办大学的情形，成为常态，特别危险。

如何监督制约高校一把手，让我们这样的人不再成为“爆裂的瓷器”？我觉得，主要还是要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重点是要紧抓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一方面，要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管理。

对人、财、物权力集中的岗位，要进行职权梳理，切实找准岗位风险。

另一方面，加强对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等的监管，继续推行高校党政主要负责人“三个不直接分管”制度。

再一方面，完善基建和修缮等工程监管制度，健全物资采购制度，进一步规范科研经费使用、财务管理。

最后要建议的是，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这类相对独立的单位，事业、经营兼具，情况特别复杂，其纪检监察机构，最好不要在单位党委内设，而是由上级纪委派驻，比较有威慑力和制约性。

这种单位比党政机关更复杂，为什么机关采用纪检派驻制，我们这样的单位却内设呢？我觉得纪检体制建设的完善工作，还有空间。

想了很多。

觉得仍未说到点子上。

惭愧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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